江苏快三大小全天稳定计划

我国经济依然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调整”关键时期。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中美贸易摩擦和政策“超调”的冲击，我国经济也会面临下行压力。

文|周景彤

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在“六稳”等政策作用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出增长放缓、通胀上行、就业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性增强等四大特点。上半年我国GDP增长6.3%，增速比去年同期放缓0.5个百分点。展望下半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多变，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减。中美贸易摩擦充满变数、中美互加关税的实质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经济大概率减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国内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任重而道远，企业信用风险依然存在，近期一些中小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也引起了市场高度关注，债务违约事件仍有发生。宏观政策要推动“六稳”政策落地，加大逆周期调节，应对经济面临的诸多新挑战，确保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开局良好但二季度遭遇“倒春寒”

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抡着关税“大棒”在全球各地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贸易摩擦此起彼伏，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遭受重创，世界贸易哀鸿遍野。但在“六稳”等政策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一是经济增长稳中趋降。一季度经济运行平稳，尤其是3月份经济景气明显好于市场预期，GDP增长6.4%。但进入二季度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经济减速、政策边际调整和市场预期改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遭遇“倒春寒”，景气回落，下行压力再次增大。根据最新数据，二季度GDP增长6.2%，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与上年总需求减弱但总供给较好不同的是，今年上半年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双放缓。

从供给端看，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三大产业齐放缓。受市场环境变化、政策调整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总体上呈放缓态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同比放缓0.7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放缓0.5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持续放缓，上半年累计增长7.3%，较上年同期低0.7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上半年增速（3%）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0.2个百分点。

从需求端看，消费和投资增速小幅放缓，出口减速比较明显。受政府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政策、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快发行等因素影响，基建投资从去年年底开始逐步企稳，上半年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增速较去年全年回升0.3个百分点。上半年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长10.9%，强于市场预期，较去年同期加快了1.2个百分点。但由于PPI走低、企业盈利下滑等原因，上半年制造业投资累计仅增长3%，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了3.8个百分点。虽然今年促进家电、汽车消费等“稳消费”政策陆续出台，但效果尚不明显。受部分消费需求被提前透支、汽车市场进入阶段性存量市场等影响，上半年汽车销售额累计增长1.2%，增速较去年同期下滑1.5个百分点。受房地产销售增速下滑影响，上半年家具、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建筑及装潢材料分别累计增长5.7%、6.7%、3.6%，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4.4、3.9和4.5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持续走弱。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口累计增速分别为0.1%、-4.3%，较去年同期分别大幅回落12.4、24.4个百分点。

二是就业状况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7%。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均有上升，5月份分别为5.1%和5%。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出口减速，是就业状况发生变化的两大主因。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互加关税对就业的影响还将凸显。根据测算，我国受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税率提升至25%的边际影响较大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139万人）、木材加工品和家具（24万人）和批发零售业（22万人）。

三是物价水平小幅回升。上半年CPI累计上涨2.2%，涨幅同比扩大0.2个百分点。据测算，在前5个月CPI上涨2.2%中，翘尾因素为1.5%左右，新涨价因素为0.7%左右。前5个月食品价格拉动CPI上涨2.17个百分点。与CPI不断走高相反，受需求减弱和高基数的影响，PPI涨幅明显收窄，上半年累计仅上涨0.3%，涨幅同比收窄3.6个百分点。PPI和CPI的“剪刀差”由去年6月份的正1.9%变为今年6月的负1.9%，也印证了宏观经济景气处在下行通道。根据经验，PPI与CPI涨幅之差即“剪刀差”是预判经济景气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如果其为正，表明经济景气在回升，反之，则经济景气在回落。这从经济学原理上也容易得到解释，每当经济景气上升，生产、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扩张，对能源原材料需求增大，进而导致PPI短期爬升且超过CPI涨幅，此时“剪刀差”就为正。

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性持续提高。一季度，国际收支总差额占GDP的比重降为1.54%，比去年同期回落1.63个百分点；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2018年一季度的—1.1%提高到1.55%，扭转了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的态势；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由上年一季度的3.17%降为1.54%。前5个月，贸易顺差累计为1304.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1亿美元。

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

第一，我国经济依然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调整”关键时期。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中美贸易摩擦和政策“超调”的冲击，我国经济也会面临下行的压力。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人均GDP突破9000美元），传统优势随着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在不断衰减，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产业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而新经济体量小，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比较小，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自然有下行的压力。近几年的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以及环保督查，也客观上对经济产生向下的压力，尽管这些政策从中长期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认识我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经济下行都是中美贸易摩擦惹的祸，也不能以我国经济存在十足的韧性、空间和回旋余地等为由放任经济走低，而要通过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努力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事实上，本轮经济下行是由内因（新旧动能转换）和外因（全球经济减速、中美贸易摩擦）共同导致的。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需要继续通过制度变迁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升潜在增长率，短期的周期性问题则需要宏观政策加力增效，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结构性改革和增长动力转换赢得时间。不论是解决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信心至关重要，而重建信心要加大宣传，更要强化落实。

第二，贸易摩擦叠加全球经济减速加大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压力。2019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和最大挑战来自于外部，这与2018年压力主要来自于国内完全不同。今年外贸出口将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一定下降，反而还可能会提升，但这主要不是由于出口高增长而是进口增速下滑更快造成的，即“衰退型顺差”。出口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我国经济都很重要。那种认为出口可有可无、即使没有出口我国经济依然能保持6%以上增长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

第三，宏观经济面临的非经济性扰动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经济体是有机体，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和机理，其千万个指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旦经济运行出了问题，即发生所谓的“市场失灵”，确实需要诊断和解决，用政府“有形之手”矫正“市场失灵”，诸如环境污染、诚信缺失、金融欺诈、投机炒作等方面的问题。但政策“用药”过量过猛，必然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近些年，为解决经济金融领域的老问题而引致的新问题不在少数，即所谓“处置风险的风险”时有发生。比如2017年下半年的环保风暴、2018年上半年的政策“超调”，以及今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刮起的拆迁风等。

加大政策逆周期调节应对更大挑战

展望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及其谈判充满变数、中美互加关税的实质性影响将持续显现甚至进一步升级，全球经济减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都将对我国经济运行增加变数，我国出口增速可能还会下降甚至变为负增长。从国内来看，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和风险增大，一些中小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引起市场高度关注，中小民营企业债务违约事件仍将发生，市场预期不稳。未来，不确定因素增多、市场需求疲弱，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必要及时调整政策节奏和工具，果断出手，实施“六稳”，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寓于稳增长中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一是加力提效，财政政策要着力解决财政收支缺口增大问题。加快落实国办2018年101号文，加大基建补短板。做好专项债作为项目资本金工作。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放水养鱼”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

二是加大逆周期调节，价格型工具可作为重要选项。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给市场主体以稳定预期。货币传导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由于终端市场利率依然较高，近期可以考虑调降基准利率，因为其依然是许多金融机构确定资产价格的重要参考。同时更加注重引导银行贷款基础利率下行，加快推进“两轨并一轨”。

三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和活力。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及时跟踪企业实际需求，持续主动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改善；抓紧做好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并逐步在全国推广。深入推进减税降费措施，将减负效果落到实处。加快推进政务信息资源整合，提高政务服务效率。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设。加强优化营商环境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